建筑业的优步化：业主很快将自行为工程定价 - 以及为何为此花了4000年才成为可能

全世界大约十分之九的重大建设项目最终都超出预算。我们习惯于从技术复杂性、天气、回扣以及承包商的行为中寻找原因。这些固然都是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能解释为何造价超支会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反复出现。真正的解释更简单：业主与承包商从一开始掌握的信息量就不对等。只有实际施工的一方才真正了解真实的成本和工期，而按常理它没有动机去披露这些数据。这里的不透明不是行业的一种病症，而是它的商业模式。而任何信息优势都只在信息被隐藏的时候才有效。

其他行业的历史已经展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Uber出现之前，只有出租车司机知道一趟车程的价格，乘客只能依赖他的判断。当路线和车费一旦在屏幕上变得可见，司机的优势便随之消失。Booking让酒店价格变得透明，各类交易平台对商品做了同样的事，Google Maps则对物流做了同样的事。建筑业至今仍是少数几个"像Uber出现前的出租车行业"那样运转的大市场之一：只有一方掌握成本和工期的全貌，另一方则要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承担超支的代价。

直接照搬Uber的做法（让业主一眼就看到诚实价格的应用程序）是行不通的：建筑业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压缩进一个按钮里。Uber的按钮背后，隐藏的是在成千上万种可能路线中寻找最短路径的复杂逻辑，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建筑业目前尚不具备的东西之上：一个对所有人都相同的、用来衡量一段行程的长度、难度和时长的单位，用公里和分钟来表达。

一栋建筑物可以用十万种方式建造出来：做哪些工作、按什么顺序、用哪些班组和哪些机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建造者选择哪条路线。价格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计量单位：不是按平方米，不是按立方米，也不是通过某个系数 - 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也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工地上的工作并不是以价格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一系列动作的形式存在：谁来做，用什么做，做多久，在什么条件下做，用什么材料和什么协议，用什么机械，伴随哪些风险和依赖关系。

唯一可能的计量单位就是工作本身，被拆解成一个个原子 - 用资源来描述：价格中可以被核实和重复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仅凭信任接受的那一部分。人类曾反复尝试在建筑业中转向"单位经济学"，并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发明出来，从苏美尔的书吏到二十世纪各国的定额制定者，把成千上万个建筑项目的经验压缩成表格中的少数几个数字，写得让任何人都能使用。西方市场并没有丢失这种知识，而是把它移到了付费和封闭格式的背后：详尽的资源数据库确实存在，但业主可以直接拿来自行重新计算的、开放共享的定额却并不存在。

现代建筑业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估算师水平差、管理者懒惰、承包商不会用Excel。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多数项目中，工程的各道工序都没有以机器可读的形式存在的"配方"变体：一种不仅工长能看懂、计算机也能看懂的描述。如今关于工作内容的知识，散落在各种非结构化的格式里，这就意味着它既无法被计算，也无法被比较，更无法被自动化。

Uber、Amazon和Airbnb并没有给世界增加一辆新车、一件新商品或一家新酒店。它们的贡献是一层数据：它们把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让价格以及通往价格的路径都变得透明。司机、酒店和商店哪儿也没去，但那些曾经掌控信息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就失去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在建筑业中，这一层数据才刚刚开始形成。而在它之下，应该存在的不是又一个漂亮的三维模型，也不仅仅是一本工程价目表，而是一份关于工作由什么构成的描述：资源及其变体、班组构成、产出效率、条件、工期、损耗。

一份开放的、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劳动和时间定额，能保护每一方：保护业主不被抬高的价格坑害，保护承包商不被自己蒙着眼睛签下的苛刻工期逼垮，保护工人不被别人在估算中犯下的错误逼进赶工的困境。本文正是关于需要建立起来支撑这一切的那层数据。

本文源于我在一个收录不同国家建筑单价的开放数据库上的工作，也源于《Data-Driven Construction》一书中关于造价估算与计算的那一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个人故事。我的父亲曾是土地改良工程的工长，我至今还记得，他晚上会坐下来，用工程计算器手工重新核算工程量和造价，把立方米的土方换算成金钱。这篇文章讲的不是工长手中的计算器，而是关于开放数据，关于几何形状和工程量如何转化为造价，以及为何如今业主要接触到那套逻辑，在许多方面反而比150年前更加封闭，以及这一切最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在文章后面的部分：一个采用复式记账的荷兰建筑业卡特尔，1,300家企业被罚款；能够直接从招标数字中发现串通投标痕迹的算法；SoftBank烧掉的二十亿美元，只为打造一个"建筑业的Uber按钮"；以及一个已经经历过自身优步化的住房市场。透过这段历史和这些规律，你可以看到未来几十年建筑业优步化工具的样貌。

为什么建设项目如此频繁地超出预算，而一份被抬高的估算又几乎无法被证明？因为业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比对报出的价格。

建筑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 Uber 出现之前的出租车行业还要严重。真实的成本和工期,承包商、造价员和买方都清楚。业主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他带着钱和设计方案而来,得到一个报价和一个工期,他同意了,一年之后他发现预算已经膨胀了30%(而且往往不止一次),变更单接踵而至,工期也拖延了。

在大多数项目中,施工过程的管理靠的是"房间里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见"(HiPPO, Highest Paid Person's Opinion),他凭手工经验运营项目,靠脑子里的数字周旋(关于这一点,详见DataDrivenConstruction一书)。

这其中并无恶意。在许多公司里,预算、造价与成本核算部门,连同他们的计算方法和系数,都对外人乃至公司自己的其他员工封闭,因为那正是维系利润率的秘密所在。而那些抬高工程价格的"系数",有一部分并非趁火打劫,而是一种保险。承包商在一个因设计粗糙而漏洞百出的项目上签下了固定价格;实际上他是在向工地垫资,因为预付款被削减,回款要等60-120天,而且还有5-10%被扣留直到质保期结束;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在钢材一年内涨价一半的情况下守住预算,就像2021年那样,而项目又无法再"推到下一季度"。

合同把这些风险都甩给了承包商,他只能把自己的储备藏进单价里,因为再没有别的地方可藏。造价估算的不透明,很大程度上正是游戏规则不透明的产物。一套开放的定额并不能消除这种保险,但能把它几乎完全带出阴影:当定额和指数对双方都可见时,那个秘密系数就变成了一条诚实的合同条款,即针对具体工程资源的指数化和通胀调整条款,承包商也就不必再担心现金流断裂,不必每签一份合同就把公司的身家性命押上去。

建筑业优步化的理念是,业主应当获得一份"建筑业的谷歌地图":一个在项目启动之前就能展示出通往价格的现实路径的工具,即一条基于行业标准和市场数据、而非承包商承诺的成本、工期与风险的区间。设定路线和车费的不应是承包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独立平台展示出市场价格区间、工期特征以及可能的偏差。

那么,为什么出租车、酒店、零售以及食品和商品配送行业早已实现了"优步化",而建筑业至今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Uber?

建筑业仍然是世界经济中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按总产值计算,连同整条建筑和不动产产业链,每年约为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3%(如果只算建筑业本身创造的增加值,则更接近6%)。但即便按较低的估算,这个数字也远远超过全球酒店市场的总规模(约1.5万亿美元),是全球出租车市场规模的数十倍(约0.2万亿美元),而后两个行业恰恰早已经历过自己的优步化。

而建筑业本身也还没有准备好被优步化:与建筑公司合作,推动其流程(包括造价估算)的自动化与开放,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在2005年试图为机场出租车候客区的司机们打造一个Uber。数据和流程的透明化,是那些靠信息封闭赚钱的人所不愿看到的。凡是涉及真实成本和工期的地方,承包商都不急于把计算过程自动化,因为他在潜意识里明白,这会暴露整个系数背后的"厨房",毁掉一门经过几十年才搭建起来、根基并不牢靠的生意。

"从长远来看,如今主导市场、制定价格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建筑公司,可能会失去它们作为业主与其建筑项目之间关键中介的角色。" - 摘自Data-Driven Construction一书

美国创业公司Katerra已经尝试过打造"建筑业的Uber",它融资超过20亿美元,却于2021年破产。杀死Katerra的不是透明化,而是它试图把整个建筑过程都藏在一个按钮背后的做法。

Uber拥有一样建筑业至今仍然缺乏的根基:一个人人相同的、标准化的、透明的计量单位。从A点到B点的路径(3D)如今只需点几下鼠标,就能以公里和时间(4D)来度量,最终一趟行程按公里数和分钟数计价(5D),对所有司机和乘客而言大致相同。那么,建筑业中的这个计量单位又是什么?

这个单位必须是工程的消耗量定额:一单位工程量需要多少人工、材料和机械台班。是定额,而不是价格:价格无法核实,但定额可以核实,而"建筑业的Uber"只能建立在可核实的数字之上。可是今天,情况更像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法国大革命前那成百上千种各地不同的计量单位和标准(第六章:六种文明,一个答案)。

从起点A到结果B之间不止一条路径,导航软件也不是靠猜测,而是要在成千上万种选项中搜索出一条高效的路径。建筑业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维度更高:成千上万种资源、班组、工序和进度的组合,都能通向同一栋建筑物,其中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那一种。这正是为什么平台不应该给出一个精确的价格,而应该展示一条可能结果的区间,并在其中搜索出最优路径。

要构建建筑业的优步化,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几个问题:什么是可能结果的区间,它是如何基于资源构建出来的,什么是消耗量定额,它从何而来,为什么如今又常常缺失。但首先,先谈谈这个计量单位的缺失眼下正让整个行业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类(大型建设项目 - 作者注)项目十有九个超支。按实际价值计算,超支达50%属于常见情况;超过50%也不罕见。" - Bent Flyvbjerg,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Megaprojects and Why (2014)。Bent Flyvbjerg 称之为"超大型项目的铁律":超预算、超工期,一次又一次。

具体数字如下:丹佛机场超支约200%,波士顿大开挖工程超支约220%,悉尼歌剧院超支约1400%;即便按通胀调整,超支幅度依然是数倍之多。当 Flyvbjerg 及其合著者将数据库扩展到136个国家、超过16000个项目时,情况显得更加严峻:

"仅有8.5%的项目在预算和工期两方面都达标。而同时在预算、工期和效益三方面都达标的项目,占比只有区区0.5%。也就是说,91.5%的项目要么超预算,要么超工期,或两者兼有。" - Bent Flyvbjerg, Dan Gardner,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2023)。

只要业主看不清价格是如何构成的,任何市场都会呈现这样的规律。在信息技术行业,经典的Standish Group 报告早在1994年就统计出,仅有16%的项目在工期和预算两方面都达标,而问题项目的平均超支幅度高达189%。在优步化发生之前,几乎在任何行业都能找到类似的数字。最早出现这种情况的行业之一是出租车行业:雅典的一项实地实验显示,不熟悉城市或车费的乘客被多收费的情况几乎是知情乘客的四倍 - 约22%的行程被多收费,而知情乘客中这一比例仅为6%。经济学家将优步化之前的出租车服务称为"信任品"(credence good):业主无法核实价格是否合理,而恰恰是那些无法核实的人最容易被欺骗(Balafoutas et al., 2013)。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被 Uber 消除了:当路线和车费由算法而非司机计算时,就没有任何多收费的空间了。而在开工之前,业主无法核实造价估算,正是在这种"事前"的信息盲区中,建筑行业表现得像是同类市场中规模最大、也最封闭的一个。

按基础设施类型划分的超支情况如下:铁路平均超支44.7%,桥梁和隧道超支33.8%,道路超支20.4%(Flyvbjerg 关于258个项目的经典数据;麦肯锡的报告也显示出同样量级的结果)。

过去几十年间,无论是CAD、BIM还是人工智能,都未能撼动这一统计规律。这意味着问题并不在于可视化工具,也不在于算力不足:这几十年间两者都增长了许多倍,但超支曲线却始终没有改变。问题的根源更深。十个超大型项目九个超支,是因为建筑业至今仍只是衡量最终结果,只是对几何形态建模、按综合单价计价,却没有对施工作业本身建模,也没有在资源层面对项目进行计价。

十有八九是一个结果。弗莱夫别尔格用两种机制解释这些失败:乐观偏见(对估算真诚的乐观:我们相信"至少我们能做到")和战略性谎报(为了让项目获批而故意压低估算)(Curbing Optimism Bias and 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in Planning, 2008;Survival of the Unfittest, 2009)。但为什么一个有缺陷的造价估算根本无法被核查?

因为它多半是由综合单价构成的。"一平方米隔墙 - X欧元。"这个X从何而来?它既没有展示逻辑的路径,也没有展示可能的选项:里面包含多少工时?什么班组构成,什么工种等级?消耗了多少龙骨、多少石膏板、多少螺丝和胶带,这些资源又有哪些替代方案?定额里内置的产出率是多少 - 每小时2平方米还是4平方米?如果缺少这些数据,就无法与这份估算争辩。于是乐观(乐观偏见)与操纵(战略性谎报)便舒舒服服地共存于同一个无法核实的数字之中。

这个缺陷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名字。1970年,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论文《柠檬市场》,讨论了二手车市场,在那里卖方对商品的了解多于买方。他后来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其结论是:在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会退化。诚实的卖家会离开,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质量,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留下的是最擅长把猫说成兔子来卖的人。信息不对称不是市场的一个障碍,而是市场自身独立存在的一个缺陷。

一个无法核查造价估算的建筑招标运作方式,就如同那个"柠檬"市场:赢家不是算得最准确的人,而是承诺得最大胆、最迅速的人。价格保持不可核查的时间越长,市场上诚实、认真做估算的人就越少。

"造价师常常扮演'财务杂耍者'的角色,试图在计算阶段通过各种系数来提高利润。" - 摘自《数据驱动建筑》一书。

造价师和管理者对此并无过错:如今施工现场工作的真实经济学 - 在资源这个层面上 - 主要存在于工长们的脑海中。这些知识和这些工作"配方"没有被数字化,而是像手艺秘诀一样代代口传:师傅传给徒弟。就像不久前,蛋糕和沙拉的食谱还是从母亲传给女儿一样。

工长的经验就是一份配方。整个定额编制的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一次历时数千年的尝试:把这份配方提炼出来、写下来,让任何人都能使用。

时间定额以其现代形式出现,是伴随着工厂时钟的到来而来的,那时劳动变成了"按时间计量的":只有当时间变得可测量并且对所有人都一样时,劳动才有可能被测量。测量劳动本身会改变劳动。一个在秒表监视下工作的工人,与没有秒表监视的工人工作方式不同。这正是为什么定额不是现实的一张照片,而是人们实际如何工作与大家一致同意如何计算工作之间的一种妥协。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定额是对混乱的一种抵抗。施工现场会自发地不断滑向失序:人会犯错,材料会涨价、变质,天气会添乱,进度会拖延。定额"降低了熵",把数百个过往项目的经验压缩进几个数字里,提前解决了部分"多少、用什么、花多少钱"的问题。这种经验以两种方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综合单价(例如,按每平方米单价安装一面石膏板隔墙),或者作为一项消耗量定额,附有对所需资源和工作的完整描述。

综合的"工作(这道菜)的价格"和消耗量定额描述的是同一项工作,但它们是不同强度的信号。价格是被压缩到极限的信号,几乎所有关于这项工作是如何构成的信息都被丢弃了。而通过其资源描述的定额是完整信号。从被压缩的信号中恢复被丢弃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一旦只拿到价格,你就再也无法把它重新展开成资源,就像你无法从一道已经吃掉的菜反推出配方一样。

将经验压缩进定额这件事,在现代有一个精确的对应物。一个训练好的LLM语言模型(ChatGPT、Claude、DeepSeek)就是数以太字节计的已读文本,被压缩进一个可以复制到任何计算机上的权重文件。消耗量定额之于建筑工作,正如模型的权重之于语言:海量的经验被压缩成一种紧凑、便携的形式。一旦编制完成,一项定额就能在整个行业中无损地、几乎免费地被复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耗量定额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压缩"的最古老的样本:人们在神经网络出现的数千年前就发明了它,因为要解决的任务是一样的 - 把无边无际的经验变成任何人都能使用的几个数字。

如果我们用路线来打比方,造价估算就是施工的地图。而当地图上唯一的信息只有每平方米的综合单价时,这张地图的比例尺(比如说1:500000)就会显得太粗糙,无法据此导航:你无法规划出一条路线。你看到的是这个项目"大概在那边,大概值这么多钱",却看不到达成这个数字所依据的道路和逻辑。

拥有经验丰富的工长的公司,不会通过工作的综合单价来计算,而是通过自己的消耗量定额(比例尺1:10000)来精确描述同一项工作。一个项目造价估算的质量,取决于这家公司是否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定额体系,并将其工作流程标准化。

"关于工序成本和工期的历史数据,是在建筑企业整个存续期间、在建造以往项目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并被录入各种系统(ERP、BPM、EPM等)的数据库中。这些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是任何建筑企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 - 摘自《数据驱动建筑》一书

那么,为什么每家公司都必须重新去挖掘和描述人类已经系统性收集了四千年之久的知识呢?

建筑业所缺失的那个计量单位,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数千年来,劳动力、材料和时间被汇编成一张表格,价格由此计算而来,而不是被随意指定。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些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至今仍然有效。

消耗量定额是被每一个进行大规模、耗费公帑建设的文明各自独立发明出来的,原因始终如一:没有定额的大规模建设是无法管理的,也无法做到诚实核算。

历史上最早的劳动定额记录在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上。苏美尔的官僚体系以工日为单位计量劳动,设定每日产出定额(制砖、运土),并为每个班组核对定额与实际完成量的差额,把任何缺口记作工人的欠账(Englund R., Hard Work - Where Will It Get You? (1991))。亚述学家埃利诺·罗布森(Elinor Robson)将巴比伦的建筑计算直接称为"工料测量",这比这个职业本身的出现早了四千年。

埃及的书吏在莎草纸上做着同样的事:一份公元前三世纪的记录留存至今,记载了用蜡画法为王宫不同类型窗户上色的成本(该案例在《数据驱动建造》一书中有所描述,Data-Driven Construction)。即便在那时,这份记录也"包含了计算材料用量、材料成本和已完工作报酬的逻辑",即价格是从资源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凭肉眼估出来的。

古典时期的雅典在这种核算之上又增添了一样宫廷书吏所不具备的东西:公开性。卫城上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ion)的建造账目(铭文 IG I³ 474-476,公元前409-407年)被逐项刻在大理石石碑上:未完工石块清单、材料采购、计件工资、逐一列名的工人,不论是自由公民还是奴隶,谁领了多少钱都记录在案。这块刻着造价明细的石碑就立在神庙旁边,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走过去查看公款花在了哪里。建设支出的透明并非一种可选项,而是一种镌刻在石头上的公民行为。

在苏美尔泥板出现三千年后,同样的问题在1103年由中国宋朝解决。奉皇帝之命,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国家建筑标准")问世(营造法式;郭清华,1998)。全书三十四卷,其中十卷(第十六至二十五卷)称为"功限":规定了制作梁、柱、斗拱以及组装乃至运输它们所需的工时和成本。另有专门的一部分,"料例"(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给出了材料消耗定额(chinaknowledge.de)。

官方而言,这部典籍旨在打击国家工程中虚报材料数字和贪腐的行为。1091年的初版曾被驳回,发还重修,直到1097年才修订完成:因为其劳动和材料定额被认为过于宽松。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拥有定额,还在不断校准它们。

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样的问题由石匠行会(德语称 Bauhütten,建筑工棚)来处理,他们把自己的砌石定额当作行会秘密来守护:这些知识不落于文字,只在工棚内部由师傅传给学徒,本质上仍是"藏在人脑子里的经济学",只是被提升成了一套体系。工时定额制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封闭的行会知识一次又一次被公开的历史:十五世纪的印刷机曾经对行会做过这件事,而开放的定额数据也将对今天封闭的参考手册做同样的事。

欧洲现代科学工时定额制定的路线始于军事工程:在工业革命之前,规模最大的"工地"是要塞和运河。1688年,法国军队是最早大规模面对如何诚实核算他人劳动这一需求的机构之一。法国研究者弗朗索瓦·热尔贝(François Gerber)在其著作《从沃邦到泰勒》("De Vauban à Taylor")中,将1688年的一项条例视为奠基之作,这项条例规定了在皇家土方工程中根据劳动强度向士兵支付报酬的规则(Gerber F., De Vauban à Taylor)。塞巴斯蒂安·德·沃邦元帅(Sébastien de Vauban,路易十四麾下伟大的筑城工程师,建造了150多座要塞)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把工作拆解为基本工序,测量产出并编制表格,以便"对业主和工人双方都公平"地为劳动定价。他的土方作业表事实上成了欧洲第一部统一定额和单价的汇编。

下一步同样来自法国,同样来自建筑领域:1760年,法国道路桥梁学校(世界上最古老的土木工程学院)首任校长让-罗多尔夫·佩罗内(Jean-Rodolphe Perronet)第一个用秒表详细记录了大头针的制作过程:他把工作拆解为一道道独立的工序,并逐一计时。这是历史上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时间研究之一,至今仍被劳动科学组织的教科书当作起点引用。而做这件事的又是一位建造者:第一项时间研究出自一位建造塞纳河桥梁的工程师之手。半个多世纪后,查尔斯·巴贝奇(计算机之父)重复了这些测量,并在《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1832),1832年)一书中发表了按工序拆分的大头针成本表,这是第一份大规模印刷发行的资源造价核算。

与此同时,俄国也在构建同一套体系。1811至1812年间出现了"urochnye reestry"(劳动、材料和运输消耗定额),它承袭了1762年成立的建筑事务厅(Kantselyariya ot Stroeniy)对国家建设的规范化管理。1832年(正是巴贝奇著作出版那一年),第一部总汇编问世,即"定额条例",适用于要塞、民用建筑和水利工程的一切工程。经过多次修订(如同中国那样被不断收紧)后,政府于1869年批准了最终版本。它与沃邦和巴贝奇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不是某位工程师的表格或某位学者的著作,而是一项强制性的全国标准,适用于帝国境内从要塞到铁路的每一个国家工程项目。

一位苏美尔书吏、一位雅典司库、一位宋朝官员、一位法国元帅、一位启蒙时代的造桥工程师,以及欧洲各国的军事部门,彼此毫不相识。然而他们最终都得出了同一种资源数据结构:工作 → 工序 → 时间定额 → 资源 → 金钱。

将这些例子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这种数据结构,还有其扮演的角色: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定额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式业主(国家、军队、计划经济体)用来控制承做一方的工具。

在十七至十九世纪造价核算方法不断演进的同时,度量单位本身也在被同步"民主化"。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据不同估计,曾存在多达二十五万种不同的度量单位,相邻两个村庄的一"英尺"、一"腕尺"或一"蒲式耳"很容易代表不同的量。而这绝非无害的多样性,而是一种切实可用的剥削工具。农民按"量器"向领主缴纳谷物,而领主则经常按自己的意愿调整这个量器。名字没有变,但背后的量在变,而要抓住这种偷换几乎不可能。这是典型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

米制并非一场技术改革,而恰恰是一项法国大革命的工程。它的口号,据说出自孔多塞之口,是"献给所有时代,献给所有民族"。引入一种通用、公开、可复现的单位,就意味着剥夺了强势一方在度量本身上投机取巧的能力。

消耗量定额就是建筑工程的米制。而在一个无法把每米造价拆解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原子单元(即劳动、材料和机械)的市场里,就如同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度量,却没有人能核实它。

未来的优步化平台必然会依赖一种统一的定额,而且很可能无需任何新的革命,这种定额的对象不再是国家,而是业主,它维系自身的方式不是靠命令,而是靠计算。

如果说CAD数据库管理这一主题(自2002年起的BIM)可以被浓缩为查尔斯·伊斯特曼(Charles Eastman)及其1974年白皮书这一个名字,那么劳动工时定额制定这段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也被浓缩成了一个名字: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但这个答案同样不是泰勒发明的。他所做的,是把别人的答案变成了一件产品:一套方法、一本操作手册,以及一部1911年的畅销书。

泰勒方法的形成有四个来源:一位工长的个人挫败感,他手下的工人在计件制下故意压低节奏(所谓“系统性磨洋工”);米德维尔钢铁公司(泰勒任职之处)对“标准”的工程学崇拜,当时零件已经开始被简化为统一尺寸;十九世纪末工程师们把生产管理变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运动;以及上文讨论过的佩罗内到巴贝奇这一条思想脉络。

泰勒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时间研究,而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系:动作单元 -> 时间定额 -> 标准作业指导 -> 由定额推导出的单价 -> 依据定额进行计划。泰勒不是第一个测量劳动的人。他是第一个从测量数据中建立起一套管理体系,并让全世界相信这就是一门科学的人。

他究竟测量了什么,最典型的莫过于伯利恒钢铁厂的两个经典实验。第一个是生铁搬运实验:一名工人的日搬运量从此前的12.5吨提高到47吨,工资也因此提高了60%。第二个是“铁锹的科学”:泰勒通过实验确定了单铲的最优重量(约9.7公斤,约21.5磅),并为不同材料引入了十八种不同的铁锹 - 铲重矿石用小铁锹,铲轻灰用大铁锹。这一切都是对数百名使用同一种铁锹、只发挥一半力气的挖掘工人低效状况的回应。

1911年,《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书中提出了一个在今天读来堪称数据驱动理念宣言的论点:“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体系必须是第一位的。”

科学管理成为全美关注的话题,比这本书早了一年 - 发生在东部运费案(1910-1911年)的听证会上,当时铁路公司要求监管机构提高运价。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论点构建了他的反驳:铁路公司真正需要的不是新的运价,而是科学管理和工作定额的制定。他的证人、工程师哈灵顿·爱默生测算出,科学管理能为铁路公司每天节省“一百万美元”。报纸争相报道这一数字,监管机构拒绝了铁路公司的涨价要求,“科学管理”一词也因布兰代斯的这番言论进入了全国词汇表。低效造成的无形损失,第一次成为全国范围内公开热议的话题。

如果说泰勒测量的是时间,那么弗兰克与莉莲·吉尔布雷斯夫妇测量的就是动作。弗兰克最初是一名砌砖工,后来成为承包商,他的动作分析体系将砌一块砖所需的动作数从18个减少到5个,产量则从每小时125块提高到350块(Gilbreth F., Bricklaying System, 1909)。这不是“干得更快、流更多汗”,而是消除多余动作:可调节的脚手架让砌砖工不必每砌一块砖就弯一次腰,砖块以正确的方向被递送到手边,砂浆调配到合适的稠度。同样一双手,产出提高了三倍。

吉尔布雷斯夫妇打造了一整套在今天会被称为“动作捕捉”的工具:精度达到1/2000分钟的微时计、逐帧摄影,以及时序循环摄影法 - 将小灯泡固定在工人手上,通过长曝光记录下动作发光的运行轨迹。他们还提出了动素(therblig,即吉尔布雷斯姓氏的倒写)这一概念:十八个构成一切劳动的基本微动作。这些是劳动的“原子”。而任何一条建筑定额,正是由这样的原子组合而成的“分子”。

这个圈子里的第三位人物是亨利·甘特,他是泰勒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时期的同事。人人只要打开过MS Project就见过的那种图表,我们习惯以他的名字命名 - 尽管一种类似的工具早在他之前十多年就由波兰工程师卡罗尔·阿达米茨基创造出来,他用波兰语和俄语发表了自己的成果。

泰勒教会我们测量工作本身(5D),而甘特与阿达米茨基则让时间变得可见:每项任务何时进行、彼此之间有什么依存关系(4D)。图表上的一根横条,本质上就是同一条定额:“这项工作,以这样的班组构成,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如果每根横条下面没有定额(5D)支撑,甘特图(4D)就会退化成凭眼睛画出来的一堆矩形。而在大多数公司里,今天的情况恰恰如此。

任何一张4D甘特图,如果没有5D的资源定额来说明每根横条背后的时间资源,那它就只是一张好看却往往无用的图画,而不是一份计划。

泰勒及其团队所取得成就的规模,得到了彼得·德鲁克最中肯的评价。他把体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升称为二十世纪管理学最伟大的成就 -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依靠工作定额的制定与标准化,人均产出提高了数倍。

在西方,人们为这一成就感到自豪。而在工作定额制定这条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恰恰是那个最初把泰勒主义视为头号敌人的国家:苏俄。

1913-1914年间,布尔什维克报刊刊登了列宁的文章,标题颇为直白:《"科学的"压榨血汗制度》和《泰勒制:机器对人的奴役》。在列宁看来,泰勒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精髓所在。而他给西方时间研究打上这一烙印的年代,恰恰正是俄国自身已经全国推行法定工作定额规范"工作定额条例"("Urochnoye Polozhenie")半个世纪之后:这套本土的定额制定体系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在全国范围内运行,却被视为不过是官方记录的例行公事,而非"科学"。

四年后,革命已经胜利,经济一片废墟,生产率极其低下。1918年春,列宁在其纲领性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

"泰勒制,作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和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一样,把资产阶级剥削的残酷性和一系列极其丰富的科学成就结合在一起,这些成就体现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排除多余而笨拙的动作、制定最正确的操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核和监督制度等方面。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必须采用这一领域中科学技术的一切宝贵成就。"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

这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逆转:昨天还被斥为"残酷"的东西,今天却被宣布为必须掌握的对象,因为列宁在这项技术内部看到了一套体系。动作分析、定额、计核与监督。资本主义用它们为业主牟利,社会主义则按其设计,用它们为公共利益服务。历史上第一次,时间研究的方法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地位。

最终,诞生于美国资本主义土壤中的泰勒式时间研究,跨越到了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之中,并且运行得毫不逊色。亨利·福特把同一套逻辑推向了极致:1913年,他把总装工序搬上了移动式流水线,T型车的总装时间从约12小时压缩到一个半小时。福特并不像吉尔布雷斯那样去测量动作,而是重新设计了整个流程,让工作本身以固定的节拍主动"走向"工人。同一个思想,在福特身上和在列宁身上,都同样扎下了根。

将列宁的转向付诸实践的人是阿列克谢·加斯捷夫：无产阶级诗人、工会领袖,一位在法国有过工厂经历的金属工人。1920年,他创立了中央劳动研究院(CIT),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工时定额制定与劳动优化的国家研究机构。围绕中央劳动研究院,形成了"劳动科学组织"(NOT)运动。

这场运动并非单一路线。与偏重实验室方法的中央劳动研究院并行的,还有"时间"联盟(Vremya League),这是一场以节约时间为宗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列宁本人还是其名誉主席之一。劳动应当如何计量,是通过加斯捷夫式的狭义"实验室"方法,还是通过群众性的公共运动,各学派为此争论不休,一直争到了1924年第二次NOT大会上公开的"派别"对立。苏联的消耗量定额制度并非诞生于一纸法令,而是脱胎于各流派之间的竞争。

西方史学界称加斯捷夫为"马克思主义式控制论"的创立者,也是人体工程学的先驱(参见Bailes K., Alexei Gastev and the Soviet Controversy over Taylorism, 1977)。中央劳动研究院的实验室记录下了锤击动作的循环图:与大洋彼岸吉尔布雷斯夫妇所绘的发光轨迹如出一辙。加斯捷夫那份题为《如何工作》的备忘录,列出劳动十六条准则,曾作为海报张贴在全国各地的车间里。到1930年代初,近三分之二的苏联产业工人按计件工资领薪,也就是依照定额计酬,到该十年中期这一比例已超过80%。1931年,第一部全联盟统一的建筑工程"统一产量定额"也随之问世。

加斯捷夫创立的这套方法论,比其创立者本人活得更久,并被制度化地纳入了国家建设委员会(Gosstroy)体系。就这样,泰勒的秒表计时,经这位诗人出身的金属工人之手,变成了一部制定工时定额的国家机器。

这台定额制定的国家机器需要一套操作系统：一套适用于全国每一个建筑工地的统一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就是 ENiR。ENiR，即"建筑、安装与维修建筑工程统一定额与单价",并非一本书,而是一整套涵盖数十卷的资料库,几乎覆盖了建筑工地上的所有体力劳动。

打开任意一本定额手册,你都会找到：工作内容(逐道工序)、班组构成(需要多少工人以及各自的技术等级)、时间定额(每计量单位的工时)以及单价。从焊接干线管道到安装门把手,一切都用同一套资源语言来描述。

这些数据凝聚了自 1930 年代中期以来,数十万建筑专业人员以标准化形式积累的经验。

描述建筑工作的定额体系立足于三条原则。

双重合法性。定额不仅由国家批准,也由工会批准。国家要求效率;工会则保证定额是可实现的,报酬是公平的。一座城市里的焊工与数千公里外的焊工执行的是同一套定额(按地区系数调整)。定额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消除了工长的擅断之权。

指令式速度。一旦发现更高效的焊接工艺,它就会被写入手册,第二天便成为数千个工地必须执行的强制标准。而在西方,同样的最佳实践要在商业秘密与竞争的夹缝中爬行数十年才能推广。但指令性权力也有其代价：一条有错误的定额同样会瞬间变成强制性标准,无论是工人还是工地负责人,都无法对上级下达的标准提出异议。

可预测性。只要从手册中知道安装一块预制板的成本,估算员拿着计算器就能算出整座新城市的造价。一座城市的造价估算,和一栋房子的造价估算一样,都是由同样的资源原子拼装而成。

ENiR 是一场古老争论留下的实物见证：经济能否绕开市场而被计算出来。在整个国家的尺度上,历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全面的计划经济催生了短缺和无休止的烂尾工程。作为管理一个拥有数十国、以万亿计预算规模的经济联盟的方式,在缺乏强大计算能力的条件下,这一尝试失败了;但在单个工地的层面上,依定额计算依然是可行的：以今天的数字化水平,预测一道单一工序所需的资源和时间是完全现实的。

苏联的定额制定体系曾被中央情报局(CIA)从外部记录下来：相关文件已解密,存放于中情局 FOIA 电子档案馆中。1965 年 2 月的解密报告《苏联采用新方法规划和安排建筑工程进度》(编号 CIA-RDP79T01003A002200120001-3,CIA FOIA)。该报告考察了苏联对关键路径法(CPM)的采用情况：

在利西昌斯克的化工厂,一份约含 800 项活动的网络计划,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完成,使一座尿素生产工厂得以在一年半内建成,而不是"苏联建筑定额所规定的"两年半。据同一份报告记载,车里雅宾斯克的自动初轧机车间也是在一年内建成,而不是通常所需的两年。

苏联为任何项目工期都设有一个规范化的基准：一个可据以衡量改进程度的参照点。正因为有可比较的对象 - 定额,进步才能够被度量。同一份报告评估了大规模推行统一定额可能带来的节约,并指出全部效益只有在核算方法进一步标准化之后才会显现。中情局得出结论：真正的收益并非来自关键路径法本身,而是来自其背后的定额,即该方法据以应用的基准。

中情局同样关注了建设规模。1957 年的一份报告记录了两项事实：自 1950 年代中期起,苏联的住宅建设只能依照标准设计进行("消除了建筑上的奢华之处"),而该国的五年发展计划所设定的建设量,相当于该国有史以来累积的全部城市住房总量的一半。四年之后,中情局的分析人员解释了这一切何以可能：住宅已不再是一个"工程项目",而变成了一种"产品"。预制板在工厂浇筑成型,运到现场后只需组装,而这种建造方式在五年内将增长五十倍,从不足百分之三跃升至全部国家住房建设量的 63%。

统一消耗量定额与单价体系(ENiR)并未止步于苏联境内。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学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转移" - 即苏联在"一五"计划(1953-1957)期间对中国的援助(NBER)。这一援助的核心是著名的"156项工程":钢铁厂、发电厂、工厂;整个"一五"计划共包括694个大中型项目(NBER WP 29455)。

移交的不仅是硬件设备,更是方法论: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常驻工地,数以万计的中国工程师接受培训,设计院、标准、定额一并转移。在主要项目上,大部分设计工作由苏方完成。

1953年5月15日,在莫斯科,李富春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签署了苏中经济合作协定 - 技术文件的无偿移交,第一次被单独列为一项条款,而不是被埋没在某份供货附件之中。周恩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向莫洛托夫索取的那份清单,除图纸和工艺流程图之外,还列入了"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定额并不是这次技术转移的副产品。它本身就列在那份装运清单上。

造价核算体系也随之转移。中国工程史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从苏联引进并吸收了工程概预算制度"(工程概预算制度),其核心是定额的统一性、全面性与强制约束力。从1953年起,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国的企业开始编制并应用定额;最早的造价定额文件是《1954年建筑工程设计概算定额》。

这一结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中国的"定额"(dìng'é)体系 -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MOHURD)主管的国家定额汇编,每一项工作都通过其人工、材料与机械台班的消耗量来描述。从结构上看,这就是说中文的ENiR,同时也是中国在螺旋式发展的新一轮中,向自身1103年《营造法式》的回归。如今,中国在海外的建设规模居世界第一,其著称于世的建造速度("10天建成一座医院")依赖于一件简单的事:要在10天内建成一栋建筑,每一道工序的时长都必须事先已知。

越南至今仍在发展自己的ENiR版本:现行的"định mức xây dựng"体系由越南建设部第12/2021/TT-BXD号通知所规范,学术文献公开将越南的造价估算称为"苏联体系的复制品"(N. Le, 2017)。其结构如出一辙:材料定额加人工定额加机械定额。2026年的越南造价师,与1936年的苏联定额编制者、1906年泰勒圈子里的工程师,工作在同一套范式之中。

定额究竟传播了多远,在一对邻国身上看得最清楚。1967年,索非亚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题为"Edinni normi i razcenki" - 一字不差,就是苏联的"统一定额与单价",而且与ENiR一样,开篇讲的是材料在工地上的搬运,之后才轮到土方工程。没有谁会拿搬运来给一部建筑定额汇编开篇;这是一个任意的选择,而保加利亚照搬了它,连同苏联那种把"给工人计酬的定额"与"给建筑物计价的定额"区分开来的做法,也一并沿袭了下来。1948年与莫斯科决裂的南斯拉夫,则建立在另一副骨架之上:按工种编号,运输排在最末,各项数字由各企业协商议定,而非自上而下下达,封面上署的是作者的名字,而不是某个部委的名字。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十年,纸面上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唯有政治不同 - 而定额的架构,也随之而变。

消耗量定额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哪个国家的发明,而是所有大量使用公共资金进行建设的人独立得出的结论。土耳其和印度:两者出自德国-奥斯曼工程学派和英国工程学派,却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土耳其的单价汇编可追溯至1933年(YFK档案)。

不同方法之间的亲缘关系,在你把同一项工作放到不同体系中对照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混凝土浇筑为例,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项目。在土耳其体系中,最接近的对应项是15.150.1004(泵送商品混凝土C20/25,含运输);在中国,则是现浇混凝土的消耗量定额(现浇混凝土)。在俄罗斯的GESN定额中:06-01-001-01,浇筑混凝土垫层,出自第6册,是基础下方由起重机吊运浇筑的素混凝土垫层。三个国家的混凝土等级和浇筑方式各不相同,正因如此,这里能够对应上的既不是等级也不是工时,而是计算骨架和物理规律:每立方米结构约消耗1至1.02立方米混凝土。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如此:以石膏板隔墙或瓷砖饰面为例,三份互不相干的资料在骨架和材料消耗量上都趋于一致(每平方米隔墙约消耗2.1平方米石膏板,每平方米饰面约消耗一平方米瓷砖和四公斤粘接剂)。这三个项目连同其真实编号,都汇总在下表中(图30):

骨架结构是相同的:人工以工时计,机械以台班计,材料以实物计量单位计。差异在于"包装方式"。土耳其的做法是单阶段的:分析结果通过rayiç - 由部委公布的资源市场价格 - 直接换算成市场单价。苏联-俄罗斯体系则是两阶段的:先确定消耗量定额,再单独确定价格(市场价或指数)。但在两种体系中,价格都是从资源推导而来的。不过,货币本身在这里说明不了太多问题:混凝土是一种可交易的大宗商品,两国每立方米交钥匙价格之所以接近,是受水泥和钢筋的世界市场行情驱动的,而非估算格式本身所致。而这些分析,无论在土耳其、中国、俄罗斯、越南还是印度,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是公开的,如同遵循开源原则的工作脚本。

如今,土耳其的统一单价由主管部委通过其高等技术委员会(YFK)发布。每年会出版两卷配套文件:单价表和价格分析表,后者将每个项目(poz)拆解为三组相同的内容:malzeme(材料)、işçilik(人工)、makine(机械)。两者都可在部委服务器上免费获取,任何人都能下载PDF文件(yfk.csb.gov.tr)。

土耳其在全球建筑业中位居重量级选手之列:在ENR全球250强国际承包商榜单中,按国际承包商数量计,它长期稳居第二,仅次于中国(2025年榜单中有45家土耳其企业,其中8家进入全球前100强)(ENR, 2025)。这种速度的背后,与中国"十天建成一座医院"的背后是同一样东西:定额。

印度是通过第三条路径,即英国标准体系,得出同样的结论的。中央公共工程部自1854年起就按工序对道路、运河和营房进行造价核算,并发布两份配套文件:DSR(德里价目表,Delhi Schedule of Rates) - 按项目列出单价,以及配套的"费用分析"(Analysis of Rates) - 拆解每个单价的构成来源:材料、人工、机械和管理费;人工消耗量定额则另行规定于国家标准IS 7272之中。而且,与土耳其一样,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各卷文件以免费PDF形式发布在该部网站上,各邦部门以此为基础,再乘以本地系数加以使用。

东亚是独立走到同一结论的,并未经过殖民时期的学派传承。在日本,造价估算 - 積算(sekisan) - 建立在国家定额歩掛り(bugakari)之上:这是每单位工作量人工、材料和机械台时消耗量的系数,由国土交通省(MLIT)每年修订并公开发布。在韩国,自197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套国家定额 - 표준품셈(标准品掓) - 如今由国家研究机构KICT代表国土交通部(MOLIT)负责维护。

各地的公开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的国家定额按开源原则向公众开放,有些地方则是需要付费购买的商业产品。

人们至少通过五条互不相通的路径,得出了同一套消耗量定额:德国-奥斯曼学派(土耳其)、苏联体系(中国、越南)、英国工程学派(印度)、东亚本土规范(日本、韩国),以及巴西的SINAPI。一个被互不相识的人们反复得出的单位,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一项发现 - 是这个行业的一条自然规律。而几乎在所有地方,除了西方市场之外,这份"配方"都是公开的。

西方并没有丢失这份配方:它拥有详尽的价格手册,其中确实包含资源拆解。但它把这种拆解封闭了起来:藏在付费订阅之后,藏在专有格式之中,没有一个共同的开放层。业主买到的是做好的"菜肴",而"配方"则只留给高级订阅用户。然而,即便是最完整的定额,单靠它本身,也给不出"正确的价格"。

西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线,编制出了详尽的商业价格手册。这个逻辑是理性的:市场对造价估算速度的看重，胜过对其构成方式透明度的看重。问题在于,这些价格手册究竟描述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现在人们又开始要求把配方还回来。

RSMeans（美国,现归 Gordian 所有）是北美的黄金标准:92,000 多条条目、数千个现成的组合工序,覆盖 970 多个地区的数据,每年投入 3 万多工时用于数据采集。BKI Baukosten（德国,由建筑师协会运营的中心）提供已完工项目的统计造价数据,按 DIN 276 分类。SPON'S（英国,AECOM）收录约 20,000 条价格。Batiprix（法国）、sirAdos 和 DBD/Baupreislexikon（德国）则是各自市场中的对应产品。

这一模式的历史比任何软件都要悠久。SPON'S 自 1873 年起连续出版至今,目前已出到第 151 版。美国的《沃克手册》(Walker's) 自 1915 年起延续至今:承包商弗兰克·沃克（Frank Walker）根据自己工地的经验编写了这本参考书,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再版（现已出到第 33 版）。RSMeans 始于 1942 年,最初是一本收录约一千条工程单价的手册。这门编纂定额汇编的行当,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

正是出于这种对统一计量标准的需求,一整个专业应运而生。已知最早的工料测量师（quantity surveyor）事务所,早在 1785 年就已在雷丁（Reading）执业;1868 年,测量师们成立了一个专业协会,即后来的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并于 1922 年出版了《标准计量方法》（Standard Method of Measurement） - 一套统一的工程量计算方法,使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工程量（自 2013 年起被《新计量规则》取代）。这个职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工程计量方法论 - 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那样 - 一项大型工程就无法进行造价核算。

用一位泰勒主义工程师的眼光来看,这类手册中一条典型的条目是这样的:"石膏板隔墙,平方米 - XX.XX 欧元。"这是餐厅菜单上一道菜的价格。里面包含多少工时？班组构成是怎样的？消耗多少型材、板材和螺丝？采用的产量定额是什么？由于没有配方:

• 你无法核实这个价格（一个无法核实的数字,正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乐观偏差滋生的最佳温床）;
• 你无法在工资或材料价格变化时重新计算它 - 只能等下一版付费手册出来;
• 你无法优化这项工作 - 没有被拆解成具体工序的东西,你也无法改进它;
• 而最重要的是 - 你积累不到任何知识:每个项目过去了,却没有给公司留下任何资源统计数据。

西方的手册中确实有资源分解的内容,但要另外付费。SPON'S 出版了人工消耗常数和计价构成明细,sirAdos 给出了 Lohn/Gerät/Material（人工/机械/材料）的分解以及 Zeitwerte（时间定额）,Baupreislexikon 详细列出了材料消耗量,RSMeans 则把价格拆分为材料/人工/机械。配方是有的,但你得为此额外付费:RSMeans Data Online 的年度订阅,从基础版的 396 美元到完整版的近 6,000 美元不等,而印刷版的RSMeans、BKI Baukosten、SPON'S 和 sirAdos 的价格汇总见图 33。资源分解通常放在高价的高级版本中;基础订阅往往只提供"菜肴的价格"。

德国拥有的不只是价格清单:它还有STLB-Bau（建筑业标准工程说明书,Standardleistungsbuch für das Bauwesen） - 一套统一的工程描述标准,始于 1973 年,目的是让订单、招标和合同都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同一项工作。但这恰恰只是一种描述性语言,而不是一个开放的、关于某项作业的资源与时间模型 - 包含其班组构成、机械设备、施工条件以及来自现场的反馈。法国人也有自己类似的传统(bordereaux, prix unitaires,清单单价)。总体而言,西方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商业化、快速造价估算和标准化描述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创建出一个统一的开放层 - 一个关于工作本身的模型。

在西方模式中,资源信息是碎片化的,被锁在专有格式和付费订阅之中,没有形成一种供整个行业共享的开放语言。

在亚洲和苏联的体系中,价格是从定额推导出来的;而西方模式则将这一逻辑倒转过来:先有价格,资源分解则作为付费高级订阅用户的附加内容。

这种为参考书收费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也有过自己的一位把它推向极致的"创新者"。将计量本身作为一项封闭服务出售,这件事早在数字化价格订阅出现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问工程师查尔斯·贝多（Charles Bedaux）向企业出售了他自己的劳动计量单位 - "B":一分钟工作时间的一个分数部分,加上与之成比例的休息时间分数;定额为每小时 60 B,超额完成有奖金。到 1930 年代中期,大约二十几个国家的一千多家企业都在采用贝多制度运行 - 杜邦（DuPont）、柯达（Kodak）、菲亚特（Fiat）、帝国化学工业（ICI）、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然而,这套方法论并不属于客户,而是属于贝多自己的公司 - 同时代的人把这套计算方法本身称为"严守的秘密":这套体系无法像一本书那样被买到,只能连同贝多的顾问团队一起打包购买。工人们拒绝按照一个自己不被允许看到的贝多定额生活:一波罢工浪潮随之席卷而来,美国纺织工人称这套制度"比带秒表的老泰勒制还要糟糕",而英国职工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的结论是,这样一种劳动单位根本不可能被科学地计算出来。

开放配方与贝多的秘籍及其现代同类产品相比,关键差别在于:它可以被无限次几乎零成本地复制,而且在复制过程中不会被消耗。消耗量定额是最纯粹形式的配方。相比之下,付费参考书中的综合(一次性)单价是一道做好的菜:它是一次性使用的,无法为另一个市场重新计算,而且每上一份新的分量（也就是每一次新版手册出版）,你都得重新付一次钱。

付费参考手册的兴起背后并无恶意,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商业模式演化。市场数据的采集成本高昂(RSMeans 每年投入 30,000 工时),而订阅制正是收回这份工作成本的一种完全正常的方式。综合单价确实更方便:计价时应用更快,估算员无需把班组构成和材料消耗量都记在脑子里,而且对于大量任务来说,其准确度已经足够。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市场的最优解。但这种模式天生带有依赖性。

人工定额变化很少,大约每十年随技术更新一次;而价格却自有其生命轨迹,随市场起伏跳动,尤其是过去十年,材料价格在一个季度内就能暴涨数百个百分点。于是就出现了分岔:

• 拥有消耗量定额的业主只需一次性购买数据,此后便可自行为自己的地区、自己的工资水平、自己的汇率重新核算价格。他们是独立的。
• 只拥有"菜品价格"的业主,被迫终身订阅付费参考手册:年度许可、指定用户、季度更新。RSMeans 甚至不提供按月订阅,只提供年度订阅。

这种模式无需任何恶意就能造成依赖:依赖的对象不是软件,而是数据。这并非对该市场的谴责,而是指出它接下来演化的方向。

对业主而言,离开的成本永远高于留下的成本:放弃综合单价订阅,意味着要自己从零开始重建一套消耗量数据库,这既昂贵又困难,所以继续付费反而更省事。而打破这种算术的,是把退出成本归零的开放消耗量数据库:一旦配方通过开源方式免费公开,就再也无法靠信息不透明来留住业主了。

"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餐厅老板不希望互联网上充斥着成千上万份甜点及其他菜品的配方一样,今天的建筑行业也不希望业主-客户知道建筑工程的完整配方。但迟早,业主-客户会弄清楚这份甜点里到底放了哪些原料,以及它大致应该值多少钱。"

土耳其式、中国式或苏联式的国家定额,是靠强制力形成的公共物品 - 其开放性由国家保证。今天,各国关于定额的开放数据提供的是同样的公共物品,却是自愿形成的:没有国家垄断,没有强制,纯粹是因为这样对所有人都更有效率。

国家定额的开放性,最终被证明是国家的属性,而不是定额本身的属性。一旦当初颁布这些定额的国家退居幕后,东方的那些"配方"就被买走了。捷克的ÚRS于1961年作为一家推动建筑合理化的国家研究所而诞生,如今已是Skupina DEK旗下的一家私营公司。匈牙利的ÖN - 共53卷、约140,000项,源自1965年的国家研究所FÜTI - 由TERC Kft.以每卷15,000至150,000福林的价格出售,这家公司已于2012年买断了与之竞争的各定额库的权利。立陶宛那套苏联式的定额制定职能,如今存续于UAB Sistela之中。在俄罗斯,定额本身在国家体系里依然免费,收费站只是往上挪了一层,挪进了用来读取这些定额的授权软件里。而如今,建立在这套定额之上的最大企业已在深圳上市:广联达(Glodon,002410.SZ)在2024年录得营收62亿元,其中83.7%来自数字化造价工具,毛利率高达84.3% - 在作者看来,这一毛利率所反映的,是如今有多少价值都在于便捷地获取一份由国家亲手编写并公开发布的定额。第三部分所描述的那种在西方发生的"圈地",在东方同样上演了,只是来得更晚,也更快。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别从来都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它关乎的从来只是一个问题:谁先够到了数据。

读过我关于参数化 CAD 与 IFC 格式依赖性、关于几何内核以及关于专有格式那几篇文章的人,会在这里看出一种熟悉的模式。在设计领域,格式和几何内核的复杂性历来把用户锁在厂商自己的生态系统里。在造价领域,扮演同样角色的,是不带资源明细的综合单价。其机制是相似的:用户得到了便利的结果,却没有自己重现这个结果的途径。在 CAD 里,是有几何而无参数访问权;在造价估算里,是有价格而无资源访问权。在这两种情形下,整个行业如今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走向不可避免的访问民主化,走向可以重新核算、可以核验的开放数据。

定额是基础 - 没有它什么都建不起来 - 但仅靠它是不够的。

建筑造价估算是一种预测,而不是机械式的计算。一份好的造价估算应该回答的不是"数据库里记录的是什么价格",而是"在这个具体项目、这个地区、这一年,材料实际会以什么价格买入、承包商实际会以什么价格被雇用、工程实际会以什么价格完成 - 而且是大概率意义上的"。

区别是根本性的:定额(不管是中国的定额手册,还是美国的 RSMeans)给出的是一个点 - 单一的数字。而现实,是一个分布。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唯一正确的价格在原则上就不存在。以可耐福(Knauf)石膏板为例:同一种材料,同一个 SKU,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采购部门。第一位采购员按市场行情价买入。第二位通过与供应商的合同,享有 20-30% 的固定折扣。第三位通过与供应商多年的关系,视季节不同可以拿到 40-60% 的折扣。同一家公司的三位采购员,同一种材料 - 三个不同的项目价格。哪一个才是应该写进参考手册的"正确"价格?都不是。没有正确的价格 - 只有一个价格区间,而实际数字取决于采购量、供货渠道、议价能力、地区、季节、人脉关系以及采购的那个时点。造价估算中的任何单一数字,都不过是对一条持续一年的价格区间,在某个随机瞬间拍下的一分钟、甚至一秒钟的快照。

原因之二:造价估算常常不是用来预测的,而是用来自圆其说的。很多时候,项目的真实成本其实早已心知肚明,但写进预算的却是一个出于政治、管理或商业考虑而"方便"的数字。于是估算师做的就不是预测成本,而是为一个已经定下的数字找依据:把估算硬凑到业主指定的那个数,或者凑到能通过专家评审的那个数。一个诚实地说"用这笔钱、按这个工期建不出这个项目"的承包商,往往根本拿不到合同,而那个先答应下来的承包商,后面就靠追加项目和延期一点点把差额补回来。在公共采购中情况更糟:早期阶段的成本常常被人为压低,以便以更低的价格中标、显示出"节约",然后在施工过程中,承包商通过一些业主心照不宣认可的增补工程,把自己那 30% 的差额悄悄拿回来。

在我们的一个社群里,一位成员给出了一个很能说明"方便"数字与真实数字之间差距的真实案例。"一个可比的项目最近以每平方米 1,560 欧元建成。一个新的类似项目现在的预算是每平方米 1,320 欧元。尽管两个项目之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有通货膨胀,资源价格也上涨了,更现实的数字应该更接近 2,000 欧元。这 1,320 欧元是从哪来的?不是算出来的 - 是为了让项目能通过审批而"希望"出来的。"这个例子正是弗莱夫贝格(Flyvbjerg)所说的"策略性误报"(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只不过用的是一个具体工地的语言:这里的预算不是预测,而是获得批准的手段。而这样的项目,恰恰实实在在地撑起了"十分之九"那组统计数字(见图 10)。

原因之三:把造价估算做得更细,并不会提高它的准确性。估算越细致就越准确?现实中,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当一份造价估算被拆分成成千上万行(有时甚至上万行,外加"1 项综合"之类的条目),成本管理就变成了侦探工作,以及业主、承包商和估算师之间围绕每一个微小条目没完没了的争论 - 甚至诉讼。

经验研究表明,一份造价估算中大约 20% 的条目,构成了大约 80% 的造价。在建筑经济学中,这被称为"成本重要项"(cost-significant items) - 按成本衡量属于重要的条目(即成本不低于该估算平均值的条目)。在某些工程类别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约 30%,但数量级始终是一样的:一小部分条目决定了几乎整个预算。来源: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R. M. W. Horner 研究团队;Dmaidi & Zakieh(2003)。

实践中,这意味着:只要估算那约 20-30% 的重要条目,就能把完整造价估算的总额还原到误差 5% 以内。

这只是在相同单价下对详细估算的一种还原,并不能保证与项目的实际成本相符 - 实际成本仍然是一个区间。换句话说,一份造价估算中 80% 的行项目都是噪音,它们制造出精确的假象,滋生争议,但对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对成本管理而言,把一份估算整合成 20 到 100 个清晰的条目,比把它拆成成千上万行更有意义。

定额库的完整性,与某一份具体造价估算的详细程度,是两回事。定额库本身必须是完整的:从土方工程到装修,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有一份资源配方 - 否则既无从计算,也无从训练模型。但一份具体的、用于项目管理的造价估算,应当"最小化地"整合:它建立在重要条目之上,每一个重要条目在定额库中都有完整的资源分解,但只有那决定预算的 20-30% 会被纳入管理的视野。完整的分解保存在定额库里;预测面对的是重要条目。这就像谷歌地图(Google Maps):底层有数百万条路线,但屏幕上呈现给你的,只是其中几条最优的。

如果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价格,如果加细节救不了局,如果一个单点估算太容易沦为自我欺骗的工具,那么答案就不在于"再来一本更精确的参考手册",而在于把造价估算从"数字"转变为"预测":展示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区间 - 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数据的置信度,以及各项风险因素及其百分比。

AACE 国际(AACE International)的方法论正是这样运作的:它一开始就把估算构建成一个带置信水平(P50、P90)的区间,而不是一个点(AACE 推荐实践 41R-08《理解估算区间》(Understanding Estimate Ranging))。

阶段越早,区间就越宽;这个行业早就把这一点归纳成了精度等级:

工长经验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都无法折叠进一张表格:它是情境化的、依赖具体情况的,存在于"指尖的感觉"里。而定额恰恰就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边界:它能自信地描述那些成本重要的工作 - 那 20-30% 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又在项目之间反复出现的条目 - 而在非标准解决方案这条长尾上,它就变得薄弱了,那正是工程判断开始起作用的地方。优步化在这里并不试图把这种判断数字化;它做的是,凡是定额存在、工作又会重复出现的地方,通过在定额之上加一个百分比来消除不确定性,并且清楚地说明数据到哪里为止、人的判断从哪里开始。但在建筑业资金真正集中的那部分,定额恰恰始终在场。

把三样东西放到一起 - 作为基础、带有百分比区间的资源定额,真实采购的实时市场数据,以及承包商的履约历史 - 得到的就不再是一本参考手册,而是一个导航仪:一个"建筑业的谷歌地图",呈现的是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剩下要弄清楚的,是它在技术上如何搭建起来,以及为什么在所有这些拼图早就齐备的情况下,直到今天它仍未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过。而挡在路上的,说来奇怪,恰恰是过去二十年主导整个技术潮流的那股趋势本身。

剩下要做的,就是把整件事拼在一起:弄清楚为什么二十年的数字化历程中它从未自行拼合起来,并看清在这同一种不透明之上,除了成本超支之外,还滋生了些什么。

在造价师眼中,CAD(BIM)模型是什么?它是一个元素分组数据库:"墙"这一类别中的类型分组知道自己的体积、材料和等级。它不知道的,是建造它需要多少工时。业界谈论了二十年的 5D-BIM,恰恰卡在这一缺失的环节上:元素在那里,汇总价格也在那里,但两者之间没有公开的定额。

数字化二十年,生产率却没有增长

我们拥有大量的项目数据:CAD(BIM)模型、造价估算、进度计划、ERP、采购、验收单、照片记录、无人机、传感器。CAD知道要建什么,造价估算知道要花多少钱,进度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干,ERP知道买了什么。而只有工长知道实际是怎么干出来的。这些层面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一个它们都能挂靠的、关于工作本身的统一模型。BIM 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营销革命,而非生产率革命。这就是为什么 BIM 单靠自身无法消除超支,5D 也常常止步于"贴在模型上的造价估算"。

过去几十年间,企业在模块化 ERP 系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将其视为长期的综合解决方案。

根据 Software Path 报告,2022年,每个 ERP 系统用户的平均预算为9,000美元。平均而言,一家企业约有26%的员工使用此类系统。因此,对于一家拥有100名用户的机构而言,ERP 部署的总成本高达约90万美元。

面对现代、灵活、开放技术的迅猛崛起,投资于专有、封闭的模块化解决方案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证明其合理性。而在已经做出此类投资的地方,值得客观地重新评估现有系统的作用:它们从长远看是否真的仍有必要,还是说其功能可以被重新构想、以更高效、更透明的方式交付?当今模块化数据处理平台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它们把数据管理集中在封闭的应用程序内部。结果是,数据(企业的核心资产)反而依附于特定软件,而不是软件依附于数据。这限制了信息的复用,使迁移变得复杂,并降低了企业在快速变化的数字环境中的灵活性。

如果封闭的模块化架构未来有可能失去其重要性或相关性,那么就有必要将已经产生的成本视为今天的沉没成本,并将战略重心转向一个更加开放、可扩展、自适应的数字生态系统。专有软件的定义特征,就是开发企业对源代码以及用户在使用此类解决方案过程中生成的数据拥有排他性控制权。

与开源程序不同,用户无法访问应用程序的内部结构,也无法自行审查、修改或使其适应自身需求。相反,他们被要求购买许可证,在供应商设定的范围内获得使用软件的权利。而现代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提供了另一种范式:数据应被视为首要的战略资产,独立、持久,且与任何特定软件相分离。相应地,应用程序仅仅成为处理数据的工具,在人工智能代理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工具可以被自由替换,而不会有丢失关键信息的风险。

……过去处理这个[数据]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还记得各类商业应用程序过去是如何处理集成的,它们用的是连接器。企业出售这些连接器的许可证,并围绕这一点形成了一种商业模式。SAP[ERP]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只有拥有正确的连接器,你才能访问 SAP 的数据。所以在我看来,在[人工智能]代理交互的场景中,类似的事情很可能会出现[……]。至少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商业应用程序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在[人工智能]代理时代很可能会瓦解。因为仔细想想,它们本质上就是数据库,上面堆了一堆业务逻辑。

- 萨提亚·纳德拉,微软首席执行官,BG2 频道访谈,2024年。

二十世纪的定额编制者们,无论是中国的、印度的、苏联的还是西方的,早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代理出现之前,就已经建成了一套"模拟版的 ERP-CAD"。定额(dìng'é)、RSMeans、ENiR,都是把项目元素与资源、时间、金钱绑定在一起的数据集。只是印在纸上,尚未与几何信息关联,也没有存储在一个人工智能代理今天能够轻松对话的数据库里。

任何定额都是同一个三元组:工作本身、所需资源、以及时间和条件的定额。苏美尔文书官、沃邦、吉尔布雷斯,还有 ENiR 的编纂者,写的都是同一个三元组,只是符号不同,文字不同。而这个三元组,正是 CAD-BIM 模型摆脱"只是漂亮的几何体"这一状态所需要的东西。

二十年间,建筑业把巨额资金投入了三维几何、投入了那些拼凑而成的建筑业 ERP、投入了五花八门的格式和云端 SaaS 解决方案,而据麦肯锡(《重塑建筑业》,2017年)统计,建筑业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钱投进了三维图像里,却没有投进定额里。

缺失的一层:工程量如何找到与之对应的工作

即便定额已经存在,几何元素与定额之间仍然还有一层,而大多数5D项目正是在这一层上崩溃的:映射关系。工程量本身还不是工作。模型中的一面现浇混凝土墙,展开后不是单一的一条计价项目,而是一条链条:模板、钢筋、浇筑混凝土、养护、拆模,每一道工序都有自己的定额和自己的计量单位。要让这面墙自动找到与之对应的定额,元素需要一个编码,定额需要一条映射规则;这正是分类体系存在的意义(Uniclass、OmniClass、ISO 12006、bSDD 词典,以及成千上万个针对各类应用场景的企业内部及国别分类体系),再加上一层基于规则的标注机制。在封闭、复杂的 ERP 系统中,每家企业都要自费重新搭建这一层。而在开放系统中,映射规则和定额中的混凝土消耗量一样,同样属于公共财富。

现有的、能够将 CAD/BIM 模型与单价数据库关联起来的建筑业 ERP,往往是封闭的企业级系统,每年订阅费用动辄数万,更常见的是数十万欧元。而即便如此,它们也只解决了任务的一半:它们有匹配工具,但一个现成的、内置的、覆盖不同国家资源定额的数据库却几乎无处可寻。用户拿到了"发动机",却没有配套的"燃料"。能把两者都接通的开放工具(既能从封闭格式中提取数据,又能将其映射到各国资源定额体系)如今依然屈指可数;下面的截图展示的正是这样一条流水线:一个开放的定额数据库被接入几何模型,一个工程量由此变成了一条可逐行核验的价格。

每个条目内部都是同一个三元组:班组工时、材料、机械台班。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三维模型早已成为常态,如果没有开源 ERP,真正意义上的5D应用依然会停滞不前:因为根本没有可以把几何体与单价连接起来的东西。

造价估算作为一种模拟:工作的基因组

建筑中的几何信息,归根结底只为一件事而存在:把线条和数量转化为金钱。一面墙的工程量单独存在时毫无意义。只有当它乘以一个定额,比如每立方米需要多少工时、多少材料、多少机械台班,它才有了意义。从 CAD(BIM)模型中自动提取工程量(QTO),到形成基于资源的造价估算,再到4D/5D计算,这整条路径,在《数据驱动建筑》一书第五部分中被逐步梳理清楚。

一个数字化的、开放的"工作层"终将出现:机器人、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都要建立在它之上。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建立在谁的数据之上:是建立在专有格式和封闭订阅之上,就像贝多工程师手中的那一套,还是建立在开放格式和开放定额数据库之上。也在于它究竟会像早期泰勒主义者手中的秒表那样,成为一种施压的工具,还是会成为对抗混乱的一面盾牌。

一份不理解资源的造价估算,不是一份施工模型,而是一份披着文件外衣的价格意见。

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建筑企业的死亡,往往不是因为缺少订单,而恰恰是因为承诺的价格与真实的生产经济之间存在的差距。缺乏参照和范例、由此产生的定额误差,会打乱进度计划;被打乱的进度计划会打开现金流缺口;而在那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索赔、延误、纠纷和破产。而这种错误的代价并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一份低估的造价估算所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工期,会把工地逼入仓促赶工的状态,而仓促赶工的结局往往是工伤和人员健康的损失。一个错误的定额,最终伤害的是人和他们的家庭,而不仅仅是预算。造价估算必须不再是一份收费的、封闭的价格文件,而要成为一份对施工过程实际走向的模拟。土耳其与印度那一章中提到的"塔吊还是泵送"的差异,可以在真实数据上重新演绎:同一面墙,两种工法,两种价格。

规范体系以及通过资源描述工作的整套逻辑,归根结底是对不透明的一种回应。长期以来,不透明本身就在推高价格,通过超支、纠纷和被侵蚀的利润率。如果业主看不见工作的真实成本,而承包商们年复一年在同样的招标场上碰面,迟早会出现私下摆平的诱惑。这就是所谓的串通投标,而建筑业是全世界受此侵害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国家深知整个建筑领域腐败之深,正因如此,几千年来一直被迫去管控和描述建设项目的"烹饪配方"。

世界各地的反垄断机构几十年来记录下的通用模式是这样的:存在一个大业主和一个小圈子里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定期向它报价。表面上,业主挑出市场上最优的报价。实际上,这些公司的负责人早已私下商定好谁在哪个项目上报什么价。

这些承包商每年聚一次,常常还要跑到另一个国家去谈,商定谁在哪个项目上报什么价。在业主看来,这就是一个自由市场。

分配的逻辑往往极其"工程化":项目交给设备和班组已经离新工地更近的那一方,以省去人员和设备昂贵的转场费用。其他人则故意报出更高的价格作陪衬。招标照常进行,信封照常拆开,记录照常公布。但赢家早已内定。

这套模式的几乎每一个要素,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反垄断机构的真实案例中都被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只要业主没有透明的数据,这个模式就在哪里都一样。

同样的笔迹,世界皆然

德国,围绕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的工业卡特尔案(2023年被查获)。十多年间,14家建筑公司瓜分了大型工业业主的订单,其中包括蒂森克虏伯本身;总计约178份合同,总价值约6000万欧元。据德国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描述,其运作机制是:各方通过电话商定谁拿下订单,中标的那家自己算价,再把估价发给其他几家,让它们报出更高的"陪标"价。最终开出的罚款总额约为480万欧元(Bundeskartellamt, 14.12.2023)。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沙博诺委员会(Charbonneau Commission)。这里的运作模式是在宣誓作证下被披露的。大约十几家从事土方和下水道工程的公司瓜分了这座城市的合同:轮到某家公司拿下合同时,正是这家公司告诉其他几家该报多少金额,好让自己成为最低的"合规"报价方(Charbonneau Commission)。经过调查,魁北克省通过一项自愿赔偿计划向财政追回约9500万美元。

荷兰的案例表明,卡特尔甚至不需要人脉和威胁,一种精细记账的文化就已足够。2001年,前董事阿德·博斯(Ad Bos)向当局交出了科普·特尤赫姆公司(Koop Tjuchem)的影子账本:这是一套第二本账,建筑公司多年来在其中记录着彼此为让出招标而进行的"结算"。一项议会调查(最终报告,2002年12月)确认,几乎整个行业都在实行串通,业主平均被多收了8.8%的费用,而反垄断机构最终对约1,300家建筑公司开出总计4.06亿欧元的罚款。在魁北克,串通是靠人脉和威胁维系的;在荷兰,则是靠一张张整齐的相互欠账表。

西班牙:六家最大的公司因25年间协调报价被罚款2.036亿欧元(CNMC, 2022);南非:大约300个项目留有串通痕迹,其中包括2010年世界杯的体育场建设(Competition Commission SA, 2013)。而在调查道路建设商的串通案时,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恰恰捕捉到了地理因素这一机制本身:热沥青运不远,市场天然是区域性的,因此参与者圈子很窄(Bundeskartellamt, 2025)。

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年代,但机制却是同一个:熟悉的一小圈参与者,反复出现的招标,按地域划分,"陪标"报价,输家通过分包获得补偿。这与民族性格无关:串通投标是在某种特定的土壤上自己长出来的。

这片土壤在哪里都一样。市场是本地化的:重型设备和热沥青运不远,竞争者因此被绑定在一个地方,彼此相识多年。招标反复发生:今天一个项目,明天又一个,总有东西可以拿来分,也总有东西可以拿来补偿。进入门槛很高:需要设备、资质、口碑,因此参与者圈子窄而稳定。而最重要的是,当没有人能看到工作的真实成本和作业规范时,一个靠串通抬高的价格就无法被当场抓获。串通投标,活在与普通预算超支一样的迷雾里。

为什么开放数据能击碎卡特尔

卡特尔靠两根支柱撑着:业主看不到市场价格,而承包商坚信他们的私下安排无从对照。一个优步化的导航型平台必然会同时击垮这两根支柱。

一旦简单的计算器变得开放,先是银行、基金和大业主用上,随后是所有人,作弊就变得困难。业主将第一次同时看到两个数字:工作和材料的真实价格,以及写在预算表里的那个价格。两者之间的落差,正是加价,无论是普通加价还是卡特尔加价,而这个落差将会收窄。这样的平台带来的优步化,会从两个方向同时压制串通行为:它打开了消耗量定额,让真实价格不再只是卡特尔一方知晓,而是人人皆知;它还展示了真实成交价格的完整分布,让虚高的价格无所遁形,就像一次被宰的车费会在Uber的报价体系里显得格外扎眼一样。而如果承包商是按过往完成的项目而非按承诺来比较的,那些故意报出去准备输掉的陪标,只是为了让"内定的"赢家看起来清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们已经学会直接从投标数字中捕捉串通行为的痕迹:程序已经能通过过于齐整的价格以及报价之间不自然的差距来识别它,在瑞士的数据上,它们能识别出超过84%的串通招标,即便卡特尔并不完整。这并不能取代法律,秘密串通依然是一种犯罪行为。

透明度颠覆了这套算计:如今串通之所以划算,是因为被抓的风险遥远,而利润近在眼前;而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偏差立刻可见,串通也就不再划算。

让我们把整个构造拼装起来。取代"正确价格"参考手册的,是一套建立在各种以资源方式描述工作的开放数据库之上的动态基准体系。业主看到的不再是"这座仓库要花5000万",而是"这类仓库,在这个地区,按这个工期,造价从X到Y,中位数为Z,而在可比项目中预算最常在这里超支"。而且即便是粗略估算在这里也是有效的:业主并不介意在与承包商接触之前,先了解价格和工期的数量级,哪怕误差达到60%-100%(在AACE International 18R-97给出的区间中,对人工估算者而言100%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就像一位乘客在陌生城市走出车站前,先在手机地图上查一下打车的大致费用一样。

市场本身将建立起一个鲜活的价格基准。数据来源不是每年更新一次的案头参考手册,而是真实市场事件的持续数据流:报价、通过各制造商API抓取的价格、实际采购价、已签订的合同、执行历史。

对承包商的比较首先不是看价格,而是看可靠性。一次打车的好坏是立刻可见的,但建筑工程要经历数年才能见分晓,因此即时评分所扮演的角色由履约记录来承担。在优步化模式中,承包商不再是"路线和价格"的唯一来源,而是平台上一个报价被拿来与市场比对的参与者。而核心指标不再是承诺的数字,而是真正按这个价格、这个质量、这个工期完成工作的概率。正如Uber司机有评分一样,承包商也将积累一段历史记录:是否守住了预算,是否守住了工期,发生了多少次变更单。

推动优步化的将是资金。最先要求透明度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同时又因不透明而损失最大的人:投资者、银行、私募股权基金和大型业主。他们不需要又一个模型查看器,也不需要建筑几何体的漂亮图片。他们需要一台能在几分钟内回答两个问题的计算机器:要多久,要花多少钱。

这台机器的速度是它最大的优势。在一项荷兰交通项目样本研究中,成本增长的大头出现在建设前阶段,也就是从决定建设到第一台挖掘机进场之间的那几年,而该阶段每多一年,就会给超支率增加约五个百分点。从决策到进场的路径越短,项目就越便宜,而这条路径正是在造价核算和核查不再需要耗费数月的地方被缩短的。

开放定额不仅业主需要,建造者本身也需要,原因有四。

第一,防止恶意压价。今天,一份诚实的报价常常被某个以不切实际的低价参与投标的竞争对手扼杀:此后这个竞争对手要么在工地上把自己拖垮,要么用一连串变更单勒索业主。有了履约记录,这种伎俩就只能用一次:对于一个惯于自己都无法兑现报价的人来说,低价将不再能压过声誉。

第二,资金周转速度。同一套自动核对工程量的机制,一方面阻止造价被虚报,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发挥作用:业主再也无法把付款拖延数月。按开放定额算出的工程量一旦确认,就要被接受并付款。现金流缺口因此收窄。

第三,附加工作。当业主自己改动了项目内容时,承包商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无法被轻易否定的依据:这是定额,这是指数,这是你这项变更要花多少钱。关于变更单的争执,从一场意志较量变成了算术题和表格作业。

第四,市场准入。二十年来,把大承包商和一支手艺好的施工班组区分开来的,正是一套专有的定额与价格库。当定额被共享且免费开放时,小企业就不再需要用十年的摸爬滚打,才能学会像大公司那样做估算。

"投资者、业主和银行早已在寻找那个'优步按钮',也就是能够即时看到真实价格和工期、无需多余中间人的能力。

朝平台化迈进的步伐已经开始,只是目前仍在闭门进行。为建筑融资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保有自己的造价数据库,因为它们必须核查借款人的估算,有时还要投资数十亿欧元的项目,而它们现在希望几乎能即时核算出这些项目的造价。大型业主也早已在把建设流程数字化:ALDI SÜD通过总部位于柏林的平台Cosuno组织了价值数亿欧元的建设招标:分包商的报价被汇集成一份Preisspiegel,即一份"价格镜像",列出每一项明细的报价区间。ALDI SÜD的Jan Riemann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Handelsimmobiliengipfel(Heuer Dialog)上表示,通过招标流程的数字化,这家折扣连锁三年内跑赢了建筑成本指数5个百分点。

唯一的问题是,透明度归谁所有。业主能看到报价区间;承包商充其量只能得知自己的报价"高于市场"。但究竟是哪些资源加总成了这个"正确"的价格,依然没有人能看到:这类平台通常只比较成品菜的价格,而不公开菜谱。而数据积累下来的归属方不是整个市场,而是单一买家。这已经近乎是一台导航仪了,只不过其中的地图只对一位乘客开放。

一个大型业主(Aldi、Walmart、Deutsche Bahn、大型银行)将自行核算项目造价。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乃至任何每年建设数亿元同类项目的投资者,都在寻找同一件神奇的工具。问题在于,在这个故事里,建筑和设计公司最终会剩下什么角色。最有可能的是,成为一个执行方,对工具和人员负责,但不再能从业主身上赚取利润。大致就是出租车行业过去20年所经历的一切。

"建筑业的Uber"其实已经有人大规模尝试过:美国公司Katerra融资超过20亿美元,承诺的正是同一件事,即通过透明化和工业化压缩产业链、拉低价格,结果在2021年破产,拖欠承包商数千万美元。击垮它的不是什么卡特尔,而是建筑业本身的运营复杂性:低估了现场施工实际是如何运作的,并且无力把开发商从他们和分包商、供应商之间习惯已久、"黏性"很强的关系中拉出来(我们在前文写到过这一点)。几乎整个"X行业的Uber"这一类创业公司都以同样的方式消亡,不是因为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是因为经济原理使然:在出租车行业,供给(闲置的车辆)本就已经存在,平台只需要把它找出来;而在这里,关键资产,也就是真实施工执行数据,必须从零开始被创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优步化至今还没有发生:阻碍它的不只是那些从不透明中获利的人,这项任务本身在客观上就很难。真正推动它的,将是那些本就同时拥有大量同类项目及其数据的人,也就是那些大型业主和资本。

大型参与者将会推动这项任务,而且已经在推动它了,但市场并不是由他们构成的:欧盟平均每家建筑企业只有 寥寥数人。这样一家企业既没有希望拥有自己的Cosuno,也没有希望设立一个估算部门,但它却要不断进行估算:一年做几十个小项目,利润率只有百分之几,一次定价失误就会吃掉整个年度的利润。它能负担得起的、同一量级的唯一工具,就是一套来自各国的开放菜谱式数据库:拿来定额,填入本地价格,一个晚上就能拼出一份自己拿得出手、业主也能核查的估算书。封闭平台把这件神奇的工具交给了少数被选中的人;而开放定额将把它交给真正构成这个市场的所有人。

一个封闭的数据市场是如何被撬开并实现大众化的,一个相邻行业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住宅房地产。数十年来,房源信息和成交价格一直存在于MLS,一套"仅限会员"使用的经纪人封闭数据库中,买家只能透过自己经纪人的眼睛来看市场。2006年,Zillow把数千万套住宅的估值放到了开放渠道,如今它的数据库收录了超过1.6亿套房产,连同过往的成交历史。经纪人并没有消失,但信息垄断结束了:买家去看房时,已经预先知道了价格区间。诉讼为已经开始的变化画上了句点:2024年,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同意支付4.18亿美元并修改其佣金规则。类似的优步化也在等待着建筑业:平台不会取代专业人士,但会剥夺封闭数据库对价格知情权的垄断。

要让这一切在建筑业中运转起来,需要什么?这台导航仪由三层构成。第一层,来自各国的开放消耗量定额:每一项工作的骨架,拆分为人工、材料和机械。它变化缓慢,随技术更新而更新,理应处于开放渠道之中(就像今天各种免费网站上都能找到菜谱一样):没有它,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搭建价格区间,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比对报价,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训练估算模型。第二层,本地市场数据的实时流:此时此地真实的采购价格和价格分布,通过供应商或聚合平台的API获取,叠加在定额的骨架之上,把它变成这个地区、这一年的最新造价。第三层,承包商的履约记录:不是招标时承诺的数字,而是真实的轨迹,谁守住了预算和工期,谁陷入了变更单的泥潭;那正是建筑业至今仍然缺少的司机评分。把这三层加在一起,得到的就不再是一本参考手册,而是一张地图。没有那个在20世纪被市场用一笔总价掩盖起来的计量单位,建筑业的优步化就不可能实现。

大约公元前2100年,一位苏美尔书吏为一支施工队核对定额与实耗的平衡账。1103年,一位宋代官员刊印劳动定额,以杜绝虚报工程量。1688年,沃邦把土方工程拆解为一道道工序,只为算出一个公道的价格。1899年,泰勒手握秒表站在一名挥锹的工人身后。1933年,土耳其开始编制自己的单价表。到1986年,ENiR把一个庞大国家的每一道工序都精确到百分之一工时。而在2026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超大型项目仍然超支,因为业主在开工之前依然看不到建筑的真实成本。就像1995年、优步出现之前打车的乘客一样。

建筑业的优步化,会在造价知识从工长、造价师和采购员的脑子里,转移到业主的屏幕上的那一刻到来:"多少钱、为什么这个价"这个问题,会在合同签署之前就摆在桌面上;业主将不再充当小白鼠;承包商将凭真实业绩记录而非一句承诺的数字被比较。这是这个行业迈出的下一步 - 它是为数不多至今仍没有自己的"优步"的大型行业之一。

"投资者和业主从构想到建成建筑的旅程,将变得如同自动驾驶的旅行 - 不论存在多少猜测和不确定性,都不再有一个以建筑公司形式出现的司机。" - 摘自 《数据驱动的建筑业》

那些靠保密和"系数"赚钱的人将会出局。取代他们位置的,将是像优步之后新一代出租车公司那样的新公司:它们靠计算的体量和质量赚钱,而不是靠业主的信息不对称赚钱。对承包商本身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紧巴巴地过日子。即使在今天,不透明也没有给承包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 它带来的是一种大起大落的利润:一个项目赚得盆满钵满,下一个就可能把公司拖垮。优步化会用可预测的、风险低得多的利润率,来换掉这场赌博:更少的纠纷、更少的变更单、更少的律师。被压缩的不是建造者的收入,而是为无知支付的加价和冲突的成本。

要让这一步走向优步化,需要一个基础 - 开放的消耗量定额。人类花了四千年积累起这份知识。今天,其中大部分都被锁在西方参考手册的付费订阅里,而这在一个数十年来更看重"菜品价格"的便利、而非"配方"透明度的市场里,原本也算正常。优步化要求把这份配方归还给共享的、开放的获取渠道,因为你无法在封闭的地图、以及一套人人各异的封闭价格语言之上,建起一个共享平台 - 就像大革命前法国那五花八门的度量衡标准一样。

正是在同一个基础之上,机器人、数字孪生和AI造价师才能运转起来:它们需要结构,而开放的定额会把这种结构现成地、可验证地交给它们。现代的大语言模型既能从一份PDF里、也能从一张图纸里提取结构,但每次都重新去猜是一回事,依托一套共享的、经过验证的标准又是另一回事。定额会把建筑业从一门活在人脑子里的手艺,变成一个可以被度量、可以交给机器处理的流程。"最高薪酬者意见"式的专家将不再是神谕:在会议室里,做决定的将不再是嗓门最大的人,也不再是"最贵"的那个声音,而是任何人都能核实的数据。

建造者本身的角色也在改变。执行者一向是定额作用的对象:泰勒的秒表悬在工人头顶,资源手册从上面下发,经理负责把控。而现在,施工队第一次能看到定额本身、自己这份工作的市场价格,以及自己的业绩记录 - 并且能亲自拿到这份利润,而不是把它交给一个"懂行情"的中间人。造建者本人,应该第一次成为定额的主人。

同样的转变也等待着造价师。以前他扮演的是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 - "财务魔术师",用一堆系数硬把总价凑成上面定下的那个数字。当价格变成一个区间、造价估算变成一份预测,真正稀缺的人才,是那个能读懂定额的人:懂班组构成、懂产量、懂消耗量、懂适用范围。造价师会去把控这个区间,核查那有意义的百分之二十的条目,并用数据、而不是"这里一向就是这么做的"这句话,来为造价估算辩护。魔术师会离场;领航员会留下。

上世纪初,泰勒是这样表述他的原则的:"过去,人是第一位的;而在未来,系统必须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让人服从于定额的意识形态,泰勒制也因此在整个20世纪受到了应有的批评。而建立在开放数据之上的优步化,把这个公式反转了过来。当定额是封闭的、由上而下地下发,系统就凌驾于人之上,人无从争辩。当定额是开放的、市场数据人人可见,人就重新回到了第一位:能核实价格的业主;凭业绩记录被看见的承包商;能为自己的项目、自己的费率重新计算定额的工程师。

这是反向的泰勒制:不是人服务于系统的系统,而是服务于人的系统 - 因为他能一眼看穿它。

劳动的度量诞生于建造者之中:诞生于筑城工程师沃邦,诞生于桥梁工程师佩罗内,诞生于泥瓦匠吉尔布雷斯。四千年来,它辗转于一双双手之间:从苏美尔泥板到ENiR,再到定额。如今,它正在回到建造者手中,而它必须开放地回归。

这篇文章延续了我在关于建筑业数据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一条思路。

在设计领域,这条思路是从专有CAD格式转向开放格式。在造价领域,这条思路是从封闭的价格转向建筑工作的开放基因组,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领航平台。这是同一场运动:让几个世纪以来只能凭信任接受的东西变得可验证 - 让关于建筑的对话,从信念变成计算。

今天，每一家着手做自动化的公司，都在重新走一遍这条路。提问的顺序变了，用的词也变了，但逻辑还是同一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格式。自动化不是从 AI 开始的，也不是从仪表盘开始的。它始于一件更简单的事：你能不能在没有供应商的情况下读取自己的数据？专有格式不是一个文件，而是一种访问条件。只要数据还躺在别人的数据库里、藏在别人的 API 后面，就谈不上任何自动化。有的只是一份租来的查看权。由此便有了第一步：把格式打开，此后只与开放格式打交道。

第二个问题，关于结构。光打开还不够，数据总得放到某个地方去。而这时就会发现，五花八门的各类数据和格式，必须被归结到一个便于处理的共同分母上。真正的工作，从数据被结构化的地方开始：列式数据库、数据框、RDBMS。选择格式其实很简单。如果无论是人还是 AI 代理，都无需别人来解释这套模式是如何构建的、各个字段代表什么含义，那就说明一切都做对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工具。在这里，你会撞上开放的技术栈：Python、n8n、各种自由开源的库。这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算术。在开放数据之上再叠一个专有工具，只会把你带回第一个问题，只不过是在新的一圈螺旋上，而且还要花钱。

而只有到这时，第四个问题才会到来，这一切原本正是为它而起。开放的格式、结构化的数据和开放的工具，单凭它们自身，并不能带来管理。必须把它们与流程连接起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而不是散落在二十份导出的 Excel 里。ERP 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它的根基处，恰恰就是最早那批定额编制者当初起步时所依据的东西：一部通过资源来描述各项工作的手册。我们做的是什么，以人工、材料和机械台班计要花多少，又需要多少时间。

圆圈就此闭合。唯一的区别在于，数据、自动化工具和参考手册究竟归谁所有。

这篇文章所讲的一切,对我们而言都不是纸上谈兵。正是在这些原则之上,建起了OpenConstructionERP - 一个开放且免费的ERP系统:其中包含九个国家的主要开放消耗量数据库,以便捷的结构化格式呈现,还有与CAD/BIM数据的对接,以及超过150个模块,几乎覆盖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所有业务场景。这里的关键是两个词 - "开放"与"属于你自己":代码是开放的,数据留在你自己手里,系统可以运行在任何地方 - 笔记本电脑、公司服务器、任意一台VPS上。我们与社区一起开发它:反馈通过Telegram和GitHub进来,平台随着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成长。如果你想试用它,或者想加入进来 - 官网和GitHub代码库都是开放的,那些开放的消耗量数据库也是如此。

劳动的度量诞生于建造者之中:诞生于古埃及的造价员,诞生于筑城工程师沃邦,诞生于桥梁工程师佩罗内,诞生于泥瓦匠吉尔布雷斯。四千年来,它辗转于一双双手之间:从苏美尔泥板到ENiR,再到定额。如今,它正在回到建造者手中,而它必须开放地回归。泰勒的秒表,必须变成开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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